科技人口、隐性技术知识与中国应用技术系统_中查包養app国网
March 4,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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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突破“中等技术陷阱”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有一些企业或机构能够把基础研究转换成应用技术。应用技术的进步，以及应用技术系统所产生的发明创造和新的产品与服务，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纯基础研究的情况不同，中国的应用技术在历史上曾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直到18世纪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新中国成立以来，应用技术水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余年里，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得到全方位的快速发展。但相对世界顶尖水平而言，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还有很多有待提高的方面。本文认为，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应用技术水平，首先应该全面深刻地认识应用技术系统的现状，然后找出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补上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方案与思路。改进应用技术系统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受制于多种因素。本文从科技人口和隐性技术知识2个层面来检讨中国存在的短板并讨论如何改进。 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现状分析 一个国家的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自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应用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高铁、盾构机和5G通信等技术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迄今为止，中国在应用技术领域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①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努力为中国成为一个全产业链工业国打下了基础。国家推动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工作和包括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在内的政府大力发展教育的决策部署使得人均寿命和人民的基本文化素质得到巨大提升，极大提升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总人口在那一时期的快速恢复和增长也为后来“人口红利”的释放打下了基础。②过去40多年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从而可以通过引进外国优质资本，在以前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和产业链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③党和政府在大项目上的决策、动员和协调能力，与中国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市场规模优势相结合，使得很多技术的应用在中国具有比很多其他国家更高的可行性和经济回报，包括5G通信在内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高铁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子。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需要正视短板和不足。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在大多数领域还是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即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和扩散，加以应用；中国只在数量有限的一些领域里做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中国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之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原创于中国，只是利用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庞大的国内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在人类现有应用技术的许多领域，虽然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与世界领先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方面仍有所欠缺，很多技术仍然需要依赖进口。除了芯片和光刻机这些媒体报道得多的方面，中国在很多高技术含量的工业产品上对外依赖度非常高，还有很多基本上找不到国产替代品。硬件方面，各类燃油发动机、高精度机械设备和传感器、高端光学元件、实验仪器、医疗器械和检测仪器都有很高的对外依赖度。软件方面，从办公软件到工业制图软件，从数据库再到操作系统，都存在软肋，还不能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如果用从0到10的刻度来衡量应用技术水平，“从0到1”代表的是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技术创新，“8—10”代表的是现有技术的先进水平，那么中国的应用技术大致还处于“4—7”的水平。中国在短短70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今天的制造业大国，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也为通过突破“中等技术陷阱”来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但目前，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就整体而言在世界上还只是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离突破“中等技术陷阱”还有一定的距离。 目前，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的发展，在产生“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方面面临一定的障碍，在现有技术领域向“8—10”的世界先进水平迈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各种原因导致了上述情况。 薄弱的纯基础研究和稀缺的“科学人口”限制了中国“从0到1”的技术突破 缺乏“从0到1”的技术突破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纯基础研究系统的实力还较为薄弱，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既有兴趣又有能力去做纯基础研究的“科学人口”还不够多。要成为“科学人口”，需要对自然和科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同时要具有良好的独立思考、想象力、逻辑思维等能力，而这些兴趣和能力都需要从小培养。纵观世界各国，凡是能不断做出“从0到1”的技术突破的国家，都是纯基础研究方面的强国。无论是通过本国的教育系统的培养，还是通过对外国人才的吸引，这些国家能聚集足够多的“科学人口”，并能创造一系列条件让他们发挥所长。纯基础研究系统的强大和大量的“科学人口”对应用技术系统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正面溢出效应。这些“科学人口”未必都从事纯基础研究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进入企业或自己创办企业。例如，比尔·盖茨和马斯克，从思维模式上看都是属于“科学人口”。不难发现，“科学人口”如果不从事纯基础研究而去创业的话，是很有可能做出“从0到1”的技术突破的。而不具备独立思考、想象力、逻辑思维等能力的“非科学人口”，他们去从事技术创新或创业活动并做出原创性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则低得多。 此外，风投业对颠覆性创新具有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而风投业自身的发展也离不开“科学人口”的加入。比较而言，守成大企业由于既得利益往往不倾向于做“从0到1”的颠覆性革新。例如，最近大火的ChatGPT就出自由风投支持的中小企业OpenAI，而不是谷歌这样的人工智能（AI）行业巨头。中小企业能做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风投业提供的金融支持功不可没。在风投业发达的美国，成功的风投基金背后都有一群具有专业知识、对行业有深刻理解并有创业经验的“科学人口”来参与其管理和运营。如果一名风投基金的管理人员不具备“科学人口”所应具备的素养，不管这个基金的资本有多么的雄厚，都很难获得成功。 在中国，“科学人口”本来就稀缺，同时还存在人才流失问题，在吸引和留住高端人才方面还存在困难，剩下的“科学人口”里去从事创新创业和风投的更是凤毛麟角。因此，应用技术领域缺乏“从0到1”的突破也就不难理解了。 隐性技术知识积累不足限制了中国在现有技术领域迈向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在许多现有技术领域还没有达到“8—10”的世界先进水平的根本原因在于隐性技术知识积累不足，与纯基础研究水平相对落后没有直接的关系。所谓现有技术，指的是人类已经发现、发明并证明可行的技术，如2纳米制程芯片、深紫外光刻机和高端轴承等。别人做出来了的东西，不管精密度和技术含量再高，至少是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做得到的，其背后的基础科学原理是人类共享的科学理论知识，因此在科学原理上也不存在秘密。之所以还是做不出来，或者说复制不出来，主要是因为隐性技术知识积累还不够。与作为国际公共品的基础科学理论知识不同，隐性技术知识通常都是以商业秘密或军事机密等形式存在，拥有者一般不会与外界共享，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经济或战略价值的隐性技术知识。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它所掌握的隐性技术知识的总和，相当于是其应用技术系统的“内功”或“家底”，其厚度决定了它的应用技术的综合水平。 很多精密产品，买来成品拆开了，也很难用反向工程来破解制造工艺中的所有秘密，高端芯片、光刻机、轴承都是如此。这些产品或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被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控制，如果它们限制出口不卖给我们，我们就会被“卡脖子”。而“卡脖子”的本质就是要阻止中国在应用技术上迈向“8—10”的世界先进水平。习近平包養網比較总书记明确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这些关键核心技术中的“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部分，主要就是蕴含在其中的隐性技术知识。这些隐性技术知识是发达国家高科技企业用来“看家”和“吃饭”的东西，当然不会拱手相让，只能靠自己努力来获得。 目前，还无法实现一些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完全国产化，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制造这些精密产品涉及大量工艺细节和参数，隐性技术知识就隐藏在这些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制造过程的细节之中。除了专利之外，隐性技术知识还涉及许多非专利的商业秘密。许多有价值的制造工艺细节并未以专利形式存在，而是被企业视为绝不外传的商业机密，因为专利一旦注册就要公开细节，并且专利是有期限的；而商业秘密只需保守不泄露，就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企业带来盈利。例如，高端轴承所需的高品质钢材，其制造工艺包括往钢材中掺入稀土等元素以改进品质，这不属于纯基础研究，而是应用技术系统的隐性技术知识。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在这些领域积累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而中国在某些领域尚未完全掌握，这是正常现象。要取得突破，应该在应用技术研发领域发力，而不应将问题错误地归咎于相对薄弱的纯基础研究。被“卡脖子”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尚未达到要求，具体体现为以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为目的的应用技术研发投入还不足。纯基础研究和被“卡脖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持续而稳定的研发投入来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进而提升应用技术水平。 如何破解“卡脖子”问题 目前，引起中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究其本质，是某些发达国家要阻止中国在应用技术上迈向“8—10”的世界先进水平。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清晰而正确的战略思维。中国的应用技术现在能够做到“4—7”的水平，从战略角度来看，就没有理由做不到“8—10”。因为哪怕是“10”，也是人类已经做出来的东西，可行性已经被验证，只要在正确的方向上努力，久久为功，假以时日是一定会成功的。 要解决被“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先厘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① “卡脖子”问题所涉及的是现有技术领域，而不涉及“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突破。“从0到1”的突破产生的是世界上原来没有的新技术，如果有能力做“从0到1”的突破，这是其他国家不可能限制去做的事情，因为产生的新技术本来就是别人没有的东西，别人本来都不知道这个新技术是什么，自然也没有人有能力去“卡”。② “卡脖子”问题与纯基础研究系统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的纯基础研究系统的实力确实有待提高，但它不能稀里糊涂地为应用技术系统中的“卡脖子”问题来背锅，因为哪怕这些核心技术背后的科学原理不是中国人发现的，由于这些基础的科学理论是人类共享的国际公共品，我包養網排名们也是知道的。被“卡”的“卡点”不在基础科学理论的层面。被“卡脖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隐性技术知识积累不足，而这些隐性技术知识的总和构成了一个高科技企业或发达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根治“卡脖子”的问题，需要在这些核心技术领域的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上下功夫。然而，目前中国还十分缺乏这种有针对性的旨在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包養行情专门努力。为此，需要设计并执行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急需解决的“激励扭曲”问题 为进一步改进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除了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还要做好至少3个方面的工作：①保持人口与市场规模优势；②改善纯基础研究水平，提高“科学人口”规模；③通过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来提升应用技术水平。改革开放是战略大前提，Zheng和Li详细讨论了改革开放对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人口因素影响的远不只是应用技术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与人口的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密切相关。由于中国的人口趋势问题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不做过多的论述。但需要明确的是，有关部门应考虑采取包括全面升级“软基建”在内的一系列措施，尽快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从而减缓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速度。这里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讨论另外的2个方面，即如何提升“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规模，以及如何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 笔者认为，无论是对于提高“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的规模，还是就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的积累而言，都存在许多需要尽快解决的类似于“眼镜蛇效应”的激励扭曲问题。 提升“科技人口”规模需要克服的激励扭曲问题 提高纯基础研究水平和扩大“科学人口”的规模，是增强中国产生“从0到1”的技术突破的能力的有效渠道。一个国家“科学人口”的规模对这个国家的纯基础研究水平起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应用技术系统而言，“技术人口”的规模同样至关重要。“技术人口”是一个与“科学人口”类似的概念，指的是那些既有能力又有兴趣去从事应用技术方面工作的人群。“技术人口”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工程学思维方式和动手能力这2种能力的叠加。如果一个人同时具有良好的工程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那么这个人就是相当完美的技术类全才。在这2种能力中比较偏向于工程思维能力的人，可以成为很好的工程师；比较偏向于动手能力的人，可以成为优秀的技师。这2种人都属于“技术人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2种能力不能偏废——毫无动手能力的人不可能成为称职的工程师，完全不具备工程思维能力的人也无法成为优秀的技师。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不但缺少“科学人口”，真正的“技术人口”也是十分匮乏。 正如“科学人口”对纯基础研究是充满热爱的，在技术上一旦钻研进去，“技术人口”也会对他们擅长和专注的领域产生兴趣和热爱。在工作时进入“心流状态”（flow state），完全沉浸其中，让从事技术工作变成令人满足而愉悦的事情。对技术方面的工作既有能力又有兴趣，且热爱自己从事的技术领域的人，通常内心充满了安宁清净而绵绵不断的愉悦，使人能专心致志、精益求精，这就是“工匠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工匠精神”，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弘扬“工匠精神”的要求。对技术充满兴趣和热爱的“技术人口”是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主体。 可以把“科学人口”和“技术人口”的总和称为“科技人口”。要提高中国的应用技术水平，扩大“科技人口”的规模是一大关键。而要扩大“科技人口”的规模，教育系统是根本。特别是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基础教育，对于培养“科技人口”需要具备的能力和兴趣至关重要。如果错过了6—15岁这个学习的黄金年龄阶段，而只是寄希望于靠大专院校来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效果将大打折扣。这其实类似于把从小没有受过体育训练的十八九岁的青年人直接送进国家队，希望几年后他们就可以拿奥运奖牌，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显然是很难成功的。 从激励机制来看，现在的教育系统基本上没有把培养“科技人口”作为明确的目标。从小学到中学的基础教育，培养的是那些只会记住被灌输的知识并能解题和应付考试的人，也就是ChatGPT等AI技术将最先淘汰的那批人。如果希望在中国的下一代中涌现出更多的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那么需要尽快解决教育系统中的激励扭曲问题。最起码要让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点目标，要从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通过自学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且要把对这些能力的检验纳入升学评价体系。 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不利于培养青少年对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的热爱。“科技人口”对纯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是充满着兴趣和热爱的——浓缩为一个字就是爱。人类之有伟大成就者，无论是科学上的还是技术上的，文学抑或艺术，都源自心中有爱。而中国的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利于呵护这种爱。中国的小朋友，还没有进入小学就背负起了应试教育下的繁重学业。中国的基础教育系统呈现出从小就“卷”的趋势，从幼儿园开始就不利于保护孩子的想象力、好奇心和创造力。许多孩子到了接近成年的时候，只剩下一颗静不下来的浮躁的心，无法体验科学上的潜心研究和技术上的精益求精所能带来的“法喜充满”。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教育系统是很难造就大师的，而“钱学森之问”的答案也就十分清楚了。 规模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每年为社会产生的“科技人口”数量偏低。除了基础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存在很严重的激励扭曲问题。从每年理工科本科以上毕业生数量来看，中国远超美国，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一。表面上看，每年都新增很多的“科技人口”。但实际上，这些理工科毕业生中的绝大部分不属于真正的“科技人口”，因为他们既无能力也无兴趣去从事真正的纯基础研究或应用技术工作。“理科科举化，工科理科化”，是中国大学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理科培养的不是热爱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人口”，而是生产学术“八股文”的能手。2023年3月，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企业家联名呼吁，应扭转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的“理科化”倾向。一些教师更愿在黑板上讲授理论，不愿意或无法指导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大学生实践机会有限，且多停包養平台推薦留在参观层面。如果“论文至上、脱离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制造业都可能面临空心化危机，也就更谈不上要提升中国应用技术水平了。中国的理工科人才规模看似庞大，但实际上水分很大，产生的质量过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极为有限。